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今年，世界经济复苏的复杂与艰难进一步凸显。受外部需求大幅收缩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严峻的困难与挑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此，有议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了下行通道。那么，下降是在正常区间还是不可逆转，这就成为我们正确判断经济形势的关键，迫切需要加以回答。
一、现阶段经济增速放缓仍在正常区间
经济运行出现复杂局面，需要我们冷静判断、沉着应对。客观地分析经济运行的现实基础与构成要素，远比匆忙下结论更为重要。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长8.1%，较上一季度回落0.8个百分点，连续5个季度放缓。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增幅相比，当前的增长确实放慢了。但由此便作出中国经济步入下行通道的结论，显然缺乏根据。
经济增速放缓与进入下行通道有着根本差别。经济发展史表明，当一国经济步入下行通道时，增速会持续下降，并在较长时期内难以逆转，有的甚至会出现经济全面失控。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经济增速保持在年初确定的预期目标区间内，物价总水平基本可控，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6个月保持在50%以上，5月份进出口规模均创月度历史新高，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特别是近期扩大投资、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等政策效果开始显现，即使经济增速在短期内仍可能有小幅回落，但下行态势已趋于平缓。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我国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潜力仍然巨大，工业化、城镇化对经济拉动作用仍然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也为产业转移与结构调整提供了空间，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强劲。
事实上，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平稳回落，除了国际经济环境的因素，更多是政策主动调控的结果。无论是“十二五”规划提出GDP年均增长7%的目标，还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速定为7.5%的举措，都说明中央对增速适度回落已有研判。
第一，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经济增速适度降低是合理的。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世界GDP的比重超过10%，经济总量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相当。考察当时美国GDP增速的变化，最显著特征便是从8%以上的高位陡峭下降到6%左右水平，且在这一区间持续了约10年。日本、德国等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特征。当前我国经济也正在经历这一阶段，同时还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经济增速适度回落是符合发展规律的。
第二，经过30多年的高增长，我国经济承受短期阵痛的能力显著提升。一是财政收入多年持续高增长，财政状况稳健，具有承受一定增速降低的能力和空间；二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转型，就业领域的矛盾正在由总量约束转变为结构约束，全社会连续5个季度出现岗位空缺超过求职人数的情况；三是现阶段我国货币等政策的作用空间较大，调控经济增长的手段储备较为丰富；四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投资需求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依然强劲，可以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第三，经济增速适度回落，能够为结构调整预留出空间。经济运行规律表明，结构调整利于可持续发展，但对短期增长会形成一定压力。过去一个阶段，为确保经济的较高增长，我国结构调整步伐放缓。“十二五”以来，中央明确提出，要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实现三者关系的协调，前提就是经济增长要为“调结构”和“控物价”留出适度空间，在“稳增长”的同时更多地把优化社会投资结构、确保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加强房地产业调控等作为主要政策目标。因此，可以说，经济增速的适度回落正是为增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而进行的主动调整。
二、在加快结构调整中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经济结构调整对于培育长期增长动力具有重要作用。一个经济体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土地、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根据禀赋差异形成合理安排，但随着要素不断投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体本身的要素构成比重会发生变化，建构其上的经济结构也要进行调整。
在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丰裕、资本匮乏的国情决定了我国以劳动密集、外延扩张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和资本持续积累，我国要素构成比重发生了重大变化，1978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为美国的29.6%、日本的18.4%，占世界比重仅为2.7%，2010年已超过美国和日本，是美国的1.29倍、日本的2.56倍，占世界比重上升到19.8%，这表明我国资本存量规模已经具备比较优势。从长期来看，随着东南亚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更加明显，我国对现阶段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外贸结构进行调整已是必然趋势。
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程也向我们表明，尽管结构调整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压力，但如果处置得当，结构调整的过程完全可以成为经济增长动力培育和转换的过程。日本的例子值得借鉴。上世纪80年代，日元经历了大幅升值，幅度超过100%，对日本外贸企业影响巨大。但由于日本及时进行了产品出口结构的主动调整，出口产品逐步由纺织、印刷、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先进制造业、电子电器等位于产业链高端的产品，从而实现了外贸竞争力的平稳过渡。
当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加快调整经济结构的条件与能力。
首先，我国庞大的经济总量和外汇储备规模是实现结构调整的重要基础。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和经济规模增加所带来的巨大财政规模，决定了现阶段我们完全有能力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扩大转移支付、实施结构性减税、严格落实产业政策等方式，扩大调结构的空间，增加调结构的力度。同时，巨大的外汇储备规模确保了我国有能力应对外贸结构调整期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新的外贸优势确立和优势产业成熟前，外贸转型和结构调整必然会对出口形成一定压力，但在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支撑下，短暂性的贸易逆差对我国经济总体运行并不构成严重冲击，这就为我们适时进行结构调整提供了空间与条件。
其次，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相关制度已经基本确立。一是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制度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与变革，像生产要素价格制度、市场化的劳动制度、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等。二是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经济制度更加完善。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同时就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近年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得到强化，为调结构进一步创造了条件。三是在调结构过程中起着保障作用的调控制度日趋完善。“十二五”规划中关于能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硬性约束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制度基础，国家关于产能过剩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行业的调控措施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
三、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的有机融合
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目标。现阶段，我们应当遵循短长兼顾、量质结合的宏观调控思路，兼顾短期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与长期经济内生动力培育的需要，既要重视增加经济体量，更要着力改善经济质量，通过各种政策安排将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有效结合起来。
保持宏观调控基调稳定，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当前，考虑到经济下行压力，我们确实有必要加强预调微调，增强对经济增长的保障能力，但在经济运行依然处于合理区间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应更加注重连续性与稳定性，把握好政策出台的力度和频率，避免给经济体系大规模的政策刺激，为培育经济长期内生动力创造条件。长期来看，在政策引导和制度建设层面，要更多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方面，通过产业政策、税收政策、法律法规等引导社会各类要素优化组合，疏通资本要素进入经济运行体系的渠道；另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完善和机制渠道设计等为产业结构调整破除障碍，优化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
投资重点向民生和基础设施领域倾斜。稳定投资是当前稳定增长的关键。特别是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外部需求疲弱、经济环境总体恶化的时期，投资的逆周期效应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发挥投资稳增长作用的同时，要使其尽可能地投向对经济结构调整具有正向作用的领域，避免新一轮产能过剩情况的出现。其中，新增投资向民生和基础设施领域倾斜应该是一个方向。短期而言，增加这些领域的投资，可以有效扭转投资增速同比下降的局面，同时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可以显著带动受房地产调控影响较大的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产品需求，降低房地产调控的负面影响。长期来看，民生和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的增加，可以有效发挥出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方面的正外部效应，形成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良性互动。
畅通资本优势发挥作用的渠道。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齐步并行的过程中，应将畅通资本投资渠道、引导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向实体经济流入作为重要一环。投融资渠道的畅通可以使得社会资金更加有效、灵活、便捷地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增加资金保障程度，解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推动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资本流动渠道越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越强，有助于解决长期制约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痼疾，提高资本进入国民经济各产业尤其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未来结构调整方向的产业，加快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目标。为此，在努力发挥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在资本优化配置方面更大作用的同时，我国要更积极地探索民间资本投资实体经济的新途径，通过制度设计、产品创新、政策引导、环境优化等措施，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成长性中小企业、主导性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视自主创新的积极作用。自主创新在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现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有效结合，需要发挥自主创新的积极作用，这就需要企业、政府和其他各类机构各司其职。一是明确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积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投入占比。二是明确政府的创新服务功能，加快建立以保护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激励体制框架，建立和完善创业风险投资，增强税收制度对创新的激励作用。三是明确学校、科研机构等其他各类主体的创新支撑和参与角色，为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