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始于农业、农村、农民。“三农”的核心是土地。土地见证了中华五千年的勃兴，每一次发生在土地上的变革，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

　　30年前，一次被称为“大包干”的“壮烈之举”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村庄悄然发生，一场旨在“把土地的使用权还给农民”的变革由此从中国的农村兴起。

　　在30年后的新时代、新起点，我国农村正在发生新的变革。

　　2008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要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被称为此次土地流转制度的核心。其实，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在现有的土地制度框架下，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早已开始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探索和实践。

　　这种始自农民经营中实际需要的自发、自主行为，其初衷大都是为了稳定、增加收入，或是为了让因劳动力外出打工而闲置的土地不至于落荒，但客观上却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经营，及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利条件。

　　10月12日《决定》通过以后，本刊记者分赴被誉为“国家粮仓”的黑龙江、城市化进程迅速的天津、传统农业大省河南、西部大省甘肃、“大包干”的起源地安徽、改革开放前沿广东等地，实地调查和采访六省市的农村土地流转现状。

　　黑龙江：合作社主持土地流转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马玉忠/黑龙江报道

　　以土地合作社模式进行规模经营正成为黑龙江各级涉农部门和广大农村干部热议的话题，以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加入合作社在黑龙江被越来越多的农民所接受……

　　是什么让农民对合作社趋之若鹜？用哈尔滨大用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民自编的一句顺口溜来说：“土地入社心喜欢，每亩多收200元，社里安排有活干，当年收入翻两番。”

　　2003年3月15日，哈尔滨市呼兰县（现呼兰区）大用农机合作社（大用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前身）组建，是黑龙江省首批试点组建的农机合作社，合作社创办之初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小地块大机械，无法发挥优势。“农民每户土地只有几条垄，大型机械无法连片作业，农机作业空负荷运转过多，作业成本高，入不抵出，土地经营规模小，运行机制不灵活，使农机合作社无法正常运转。”哈尔滨大用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林永明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如何发展联合体的大农业，适应市场经济形势下的现代农业要求，成为当初合作社面临的主要问题。

　　2005年，大用农机合作社从156户农民手中租来五大块各300亩连片土地，实施农机化作业。“租赁承包土地，看似简单，但当初农民顾虑较多，一怕土地交上去再收不回来，二怕合同不能兑现吃亏。合作社挨家挨户做工作，由合作社与农户签订承包土地合同，每亩400元，年终兑现，一包五年，合作社统一机械化耕种。通过反租倒包，实现土地向合作社集聚，合作社终于走出低谷，打开了局面。”林永明说。

　　2006年，大用农机合作社土地规模经营面积达5000亩，种植绿色玉米，其中承包农民土地3000亩，实行订单农业2000亩。订单农业由合作社统一供种、供肥、机耕，农民自己管理、超产归己，合作社定价收购。“在粮食收购价位上订单农户有三种选择，一是按当地市场收购价上浮20%；二是每斤收购价0.65元；三是为了缓解合作社仓储和资金矛盾，由农户代社保管玉米到来年五一，合作社收干粮每斤0.84元。”林永明说。

　　大用镇佟家村村民郭洪亮为《中国经济周刊》算了这样一笔账：这些年玉米秋粮上市价没超过0.50元，订单户收购价0.65元，亩产1200斤，亩增收180元，再加上订单户的种子、化肥、机耕费都由合作社先垫付，不用贷款，每亩就少支付贷款利息17.3元，这样每亩合计增收197.3元。

　　农民看到了实惠，2007年，合作社吸引了周边4个乡镇9个村575户农民1.5万亩土地实行规模化经营。

　　“经过几年的发展，大用农机合作社日益壮大，仅与农机化相关的固定资产就达810万元，入社农民累计增收1323万元，年人均收入比过去增加一倍多。”林永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2007年6月11日，在原来大用农机合作社的基础上，来自哈尔滨市呼兰区大用镇、莲花镇、康金镇三镇八村的121户428名农民，共同组建了以绿色杂粮生产为主的哈尔滨大用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入社土地2046亩，注册资本528万元，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据了解，2007年，大用合作社绿色杂粮种植面积1.5万亩，粮食产量达9000吨，新增产值3240万元，创利税129万元，拉动当地农民人均增收1800元。2008年，合作社实现土地规模经营2.5万亩，带动农户930余户，其中合作社自主经营5000亩，订单农业发展到2万亩。

　　“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承接了政府的部分服务职能，在提高农民增收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只要农民增收了，社会效益提高了，我们会大力支持。” 大用镇党委书记于科及镇人大主席任宝铭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任宝铭介绍说，合作社从种、产、收组织实施了粮食生产；合作社多元化发展、多种经营，可实现离田“下岗”的农民有业可就。

　　“合作社发展空间巨大，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也很多，最主要的问题是资金短缺，2008年合作社土地规模经营2.5万亩，占用资金1230万元。随着种植面积的增加，资金年缺口在300万元以上，建议相关部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大政策性扶植力度，税务、工商、环保、银行、农业综合开放等部门应给与立项、贷款、税收减免等方面的支持。”谈到面临的困难，林永明对《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除了农民自发组织合作社进行土地流转经营，一些外地龙头企业也参与到了黑土地的开发中来，他们利用技术、资金等优势，采取农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建起了新型的企业—农户合作社。

　　“农民靠种地发家，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谈起以土地入股加入合作社，黑龙江省五常市民乐朝鲜族乡太平屯村民郭喜荣一脸笑容，他告诉记者，他家自有土地仅6亩，几年前转包本屯6户村民土地，年初以5.2垧（公顷）土地入股加入“美裕有机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下称“美裕合作社”）种植有机水稻，合作社以每垧地3万元价格收购水稻，除去生产成本，每垧地纯收入近1.8万元。“往年没有加入合作社，不但稻子销路不好，而且还卖不上价，一垧地也就收入5000元左右，有时年景不好，一年到头白忙活。加入合作社统一种植有机水稻，每垧地增收近1.3万元。”

　　2006年12月，中良美裕有机谷物制品（北京）有限公司（下称“美裕公司”）在五常市民乐乡设立了水稻加工厂，采取公司加稻农的合作模式。在美裕公司的专业指导和加盟农户的积极协作下，目前“美裕大米”在市场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为满足其他没有加盟农户的愿望，进一步扩大农民土地流转规模及公司经营规模，2008年初，美裕公司与222户农民签约一万亩土地进行了规模化生产，并牵头与五常市民乐乡太平屯和翻身屯全体农民组建了五常市美裕合作社。

　　“我们在美誉基地农户相对集中的民乐乡太平屯、翻身屯做试点，摸索土地规模流转和新农村建设的模式，建立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土地资源和劳力资源发挥最大的功效，产生最大的效益。在实施过程中，公司和乡政府密切配合，向村民宣传《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通过几次村民大会，统一了认识，农户完全同意建立合作社。”中良美裕公司副董事长张立群表示，农民积极参加合作社是出于对中良美裕公司的信任。通过整合，村民把宅基地和房屋作为资产投资入股，由公司统一规划并先期出资，建设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的，集上下水、休闲娱乐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别墅小区——美裕新村，预计今年年末，合作社农民就能住上新房。

　　说起农民以土地流转，与中良美裕公司成立合作社土地“三权”的分配时，五常市委办公室主任何广铭用“一权分离，两权集中”给予概括，他表示，在美裕合作社中，农民以地入股占70%的股权，年终按股份的大小分红，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没有分离并且享有土地的收益权，土地由合作社统一经营，这样，只有经营权从农民单独经营中分离出来。

　　何广铭表示，近年来，农业产业化逐步推动了农业生产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并且成为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的重要途径。象中良美裕公司的发展壮大，解决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部门“包”不了，单家独户“办”不了的事情，改变了稻农单打独斗进入市场势单力薄的弱势地位，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

　　农民以地入股加入合作社是否有顾虑呢？太平屯村民郭喜荣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入合作社等于上了保险，以后我们农民老有所养的问题解决了，还顾虑什么呀？”

　　哈尔滨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张同义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以土地流转成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代表了现代农业发展方向，也是传统农业地区改变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在乡村级自然资源、地理区位、产业基础无从改变的前提下，促进农民增收的一条根本途径，就在于盘活自身的资源，传统的一家一户承包经营的规模小、科技含量低等弊端明显，只有树立规模意识，才能推动产业化发展，增加农业自身效益，这样农民自身拥有的土地资源必将以各种形式加速流转。

　　河南：土地经营权“第一拍”落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勇 ★李姗姗/河南报道

　　9月11日，河南省沁阳市完成了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第一拍”。

　　《中国经济周刊》在沁阳市采访中了解到，该市农村土地流转涉及12个乡镇（办事处）162个村8500农户，流转面积累计达29963亩，占全市耕地的7.13%。当天，涉及该市11个乡（镇）、17个行政村的220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易成功。

　　张小随成为“名人”和他第一个“吃螃蟹”有关。

　　“拍卖的时候，有五六个人竞争，我划算在450斤（每亩成交价）以下我就种，结果加到420斤的时候就没人跟了，就顺利的拍了下来。”10月17日，张小随向《中国经济周刊》笑言。

　　9月11日，这位沁阳市太行办事处秘涧村的农民积极参与该村39.06亩集体预留土地8年土地经营权的拍卖并最终获胜，随之被媒体誉为“第一拍”。

　　到十月中旬，张小随种下的小麦已是满眼翠绿。“这地我已经浇了两天两夜了……”谈及耕作，张小随虽然略显疲惫，但依然笑容满面。

　　在沁阳市，像张小随一样“心情不错”的农民还有很多。

　　“去年9月，在广泛征求意见、村民自愿的基础上，俺村就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流转——变一家一户的单干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沁阳市维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下称‘维德公司’）集约化经营。”沁阳市西万村委会副主任田柏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才7天时间，全村2097户农民就在《土地流转表决表》上签了字，同意将土地收归集体组织规模经营。”谈及当年的改革，西万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董小柱至今仍觉得有些“意外”，“当时政策还没有明确规定，我有点担心，但结果是95%以上的村民同意。”

　　“俺村今年8月份成立了‘沁阳市金盛和农业专业合作社’，由5个农民组成，每人出资5万元，一共25万元。”沁阳市西向四街村委会主任靳军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则披露出当地另一种经营组织模式，“全村1200亩土地，现在流转到合作社856亩，承包期是十年。”

　　“事实上，从2002年开始，我们市的西万村、水南关村、紫陵村就先后探索出了对外承租、农地入股等不同形式的土地流转模式。”沁阳市农业局农经站站长郑建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沁阳市的土地流转中，西万村为“整村流转”，其规模目前为全市最大。

　　而在当地人眼里，现在发生的这一切似乎都是“水到渠成”。

　　“俺村常住人口一万多人，耕地2000亩，人均不足三分地，地块分散，根本没法进行机械化耕作。再加上西万村地处晋煤外运的咽喉要道，经商条件便利，已经很少有人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董小柱坦言。

　　愿意种地的人则有着自己的打算。

　　“中央对农业的发展很重视，我感觉搞农业生产将来会有前途的。而且土地多了，搞规模化种植也能提高效益。”谈及竞拍的初衷，张小随表示。

　　承包经营林地的沁阳市西万村二组农民常小联则干脆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俺家以前分了5块地，一共才1亩。地块小，看不到效益，耕种也很不方便。现在我给村里交了4.5万元承包金，包了这30亩地。每亩林地种了65棵速生杨，8年后成材，按每棵200元算，每亩地可以收入一万三千元，平均每年收入1600元，是原来种地收入的3倍。这还不包括前3年树小时在田间套种粮食的收入。”

　　“土地流转后，维德公司聘请了山东省农科院对全村的现有土地进行了重新规划，将村北旱地规划为生态林区；将村南规划为高效农业园区和粮食种植区。进行结构调整，发展高效农业。”沁阳市西万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董小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维德公司通过平整荒坡、荒沟，如今又新增土地1150亩，而小麦总产量也比2007年增加31万斤，平均亩产新增100斤。

　　“在村南高效农业区，俺村还要建40亩的生态湖、1000平方米的高标准温室、450米长的葡萄长廊、200亩的发展果园、栽33760棵樱桃、葡萄、黑李等果树……”展望未来，西万村村委会副主任田柏树透露。

　　他们的行动，得到了沁阳官方的力挺。

　　“沁阳市积极建设农村土地流转三级服务平台，大胆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公开拍卖，就是为了保障土地流转的高效、公平、公正、公开，维护国家、集体、农民三方面的利益。”沁阳市市长陈敬如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沁阳市的农村土地流转，刚开始时大部分为农民之间的自发性流转。“由于不规范，也给稳定社会与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的隐患”。

　　记者在采访中也感受到，在整个土地流转过程中，沁阳官方的科学引导并不鲜见。

　　西万村制定的《西万村调整土地、扭转经营方式的实施意见》或可“借一斑窥全豹”：调整土地的原则定为“积极稳妥、农户自愿”。凡愿意脱离种地，将承包责任田交给村里经营的农户，每年按标准供应口粮；愿意继续种地，不愿把承包田交给村里的农户，仍按人均耕地承包一份责任田。

　　不过，沁阳市的土地流转在行进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土地流转以后，发展高效农业，精耕细作，达到高产高效，这是土地流转的意义所在。如果只搞粗放的规模化，意义不大。”河南省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社科基金“土地流转”课题组组长樊万选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而对于未来能否通过规模化经营提高收益，张小随亦有些迷茫，“今年只种了冬小麦，本想在麦地里套种冬瓜、红薯或其他经济作物，但自己没有技术，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俺合作社面临的困难主要是资金不足，东方红20四轮拖拉机需要六台，每台大概1.3万元，现在俺的钱只能买两台，机械化耕作不能保证。”沁阳市金盛和农业专业合作社法人代表靳应棋坦陈，“目前合作社融资渠道比较单一，大部分资金是向亲戚借的，贷款的利息太高。”

　　对此，樊万选认为，“现阶段，政府能否对专业合作社在财政补贴、金融支持、减免税费等方面给予支持非常关键，否则现代农业很难发展起来。”

　　曾专门跑到北京大学进修一年的西万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董小柱对于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性亦深有感触，“农村经济要发展，不能仅仅依靠粗放的规模化种植，还要根据农村的特点，搞农产品深加工，发展循环农业经济，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利用好自身的农业资源，自己养活自己，要学会自己造血，不能光靠输血。”

　　《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中发现，土地流转的各方也正在努力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沁阳市西向四街村在土地流转以后，相关人员专门聘请了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崔党群为指导，进行规模化经营，不仅建成了“千亩高产示范区”，还与沁阳市种子公司联建了“种子培训基地”。

　　而在沁阳市农业局等部门的积极组织下，该市也成立了60多个农机合作社，专门为农业生产大户提供一条龙服务，解决机械化耕作不能保证的难题。

　　安徽小岗村：土地流转不是“重返大集体”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刘科研/安徽报道

　　三十年前，安徽小岗村的18位村民冒死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红手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在沉寂了近30年后，小岗村以“土地流转”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当年的小岗村一举跨越了温饱线，但随后小岗村的发展逐渐减速。上世纪90年代，和其他农村一样，小岗村的一些年轻人开始走出去到城里打工，一些农田闲置了下来，为了避免土地荒芜，有些农户就把农田让给别人种。随着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增多，他们的见识也越来越广。经过和其他省份富裕的村子比较，小岗村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富裕，仅仅靠自家的几亩地“单打独斗”太难了。

　　2001年，张家港长江村帮助小岗村发展葡萄种植，准备在村里搞一个葡萄示范园。按照规划，葡萄园需要用地80亩，涉及到17户的土地。村里就把这17户人召集来，商量是否该把土地租出去发展葡萄种植，增加收入。按照协议，如果把土地租给葡萄种植园，租期是20年，每年2月份付给农民土地流转费，每亩500元/年。大家算了一笔账：如果自己在地里种庄稼，每亩地每年收入也就差不多400、500元；如果遇上气候不好，收入更低；如果把土地租出去，每年不管天气好坏，都能保证有500元的收入，旱涝保收。

　　小岗村的“土地流转”由此拉开了序幕。在土地流转中，外来大学生、种田能手和村里的种田大户成为了土地流转的“新主人”。

　　2006年5月，王中华等几名大学生来到小岗村，尝试种植大棚双孢菇，率先开始了大学生在小岗的创业。他们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租用当地村民的土地，建起9个双孢菇生产大棚。刚开始村民们对蘑菇大棚种植并不看好，而且对这几个年轻人搞农业种植并不信任。但到第一季菇收下来，几个年轻人的双孢菇大棚平均收益就达近万元。这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原本那些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的村民，也纷纷要求加入。

　　今年6月，《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到小岗村采访时，遇到了在小岗村创业的大学生村民尹小二。尹小二告诉记者，他和女友在小岗村租用了当地农民的土地，建了两个双孢菇种植大棚，去年一年，他们的蘑菇种植收入就近2万块钱。目前，已有30多名大学生来到小岗创业，带动村民发展双孢菇300余棚150多亩。小岗村的土地流转用途越来越多样化。

　　通过加快小岗双孢菇生产园区、优质葡萄示范园、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以及生猪繁养场和龙虾养殖场等“三园两场”建设，小岗村的现代农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目前，小岗村已发展葡萄种植近600亩。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年的“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的儿子严德友现在通过土地流转，租用村里的土地200亩，开展葡萄规模种植，现在每亩平均纯收入达3000元。

　　小岗村的土地流转，曾经一度遭到了村里的部分人的反对，有人认为这是在走回头路，社会上甚至还出现了小岗村要“重返大集体”的说法。但是，通过“三园两场”的建设以及土地流转，小岗村近几年来的人均收入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由2003年的人均年收入2300块钱提高到了2007年的人均6000元。

　　小岗村村委会副主任关友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出租出去，15年、20年以后，土地最后还是农民的，不会有什么影响。出租以后，对于农民来说，不管年景好坏，都有钱赚。例如种植葡萄园，把土地出租以后，农民可以收到租金，如果去葡萄园打工，还可以收到一份工钱，这样，农民就会有两份收入。

　　“我们争取在沿海或者在其他地方招商到我们这儿办工厂，解决劳动力的问题，由村里出地、出钱盖厂房，他们出设备，一起办企业。”小岗村党委副书记史学亮说。

　　小岗村党委书记沈浩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小岗村共有土地1800亩，其中600多亩实现了土地流转，这其中有200亩的葡萄园，150多亩双孢菇，还有170亩苗圃，120多亩蔬菜，下一步小岗村将继续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土地流转。

　　“首先要把土地整理好，例如水电、道路都要搞好，改善土地的生产条件，提高土地的综合生产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招商引资，引进龙头企业走进小岗村。在产业方面将重点发展双孢菇和高效优质的现代农业。”沈浩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除了土地流转，下一步，小岗村还要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的道路。沈浩向记者介绍，如果村里某块土地比较好，适合种植，但是涉及到若干个农户，那么村里鼓励这些农户合作起来，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统一销售，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

　　“这是最现实的一种方法，也是最具广泛意义的。”沈浩说。

　　天津：“宅基地换房”助推小城镇建设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吉平 ★马丽娟/天津报道

　　“宅基地换房”——这是天津首创的新词组。

　　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天津市围绕破解农村城镇化及小城镇建设中土地和资金双重约束的难题，在广泛征求农民意愿和大量调研基础上，推出以“宅基地换房”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办法。

　　所谓“宅基地换房”办法，就是按照承包责任制不变，可耕种土地不减，尊重农民自愿的原则，高水平规划建设富有特色和生态宜居的新型小城镇。农民自愿以其宅基地，按照规定的置换标准换取小城镇的一套住房。新的小城镇，除了农民的住宅区外，还规划出一块商务区或经济功能区，用未来这部分土地的出让收入平衡小城镇建设资金和增加就业岗位。原来的宅基地统一组织复耕，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总量不减，质量不降。

　　据天津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小城镇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依靠政府财力、农民自身积累，显然不可能。只能在土地上做文章，通过“宅基地换房”，让土地流动起来，使资源资本化。

　　自2005年开始，天津市政府分两批批准在东丽区华明镇、津南区小站镇、武清区大良镇、西青区张家窝镇、北辰区双街镇、汉沽区茶淀镇等共“十二镇五村”运用“宅基地换房”办法，开展示范小城镇建设，涉及行政村129个、6.9万户、17.7万农民。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130亿元，开工建设农民住宅585万平方米，土地整理复垦220公顷，去年底已有5万农民住进新的小城镇，今年累计将有10万农民迁入新居。

　　因为靠近机场和东丽湖旅游区，距市区仅10公里路程，东丽区华明镇成为天津试点首选。已建成的东丽区华明街道（即华明镇，因“宅基地换房”政策的实施，现已改为华明街道）先后已接待了16个国家、总共26个城市的观摩团的参观。

　　华明街道工委书记张长河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华明示范镇项目自2006年4月开始规划建设，目前已建成建筑面积156万平方米，3.6万多村民已喜迁示范镇新居。

　　“原华明镇12个村共有宅基地12071亩，总人口4.5万，新建小城镇需占地8427亩，其中规划农民安置住宅占地3476亩；宅基地复耕后不仅可以实现耕地占补平衡，还可腾出土地3644亩。华明镇用于农民还迁住宅和公共设施的建设资金约37亿元，可出让的商业开发用地预留了4000多亩，土地出让收益预计达到40亿元，可以实现小城镇建设的资金平衡。”张长河说。

　　通过“宅基地换房”，使农民的家庭财产大幅度增加。农户平均现有宅基地和房屋估价四五万元，到华明街道可置换一套80多平方米的住宅，价值超过55万元。

　　孔大爷一家4口人，人均宅基地0.3亩，换得华明街道一套86多平米的住房，他们一家是去年12月底入住新居的。

　　“我们对政府的宅基地换房这个举措很满意。有房还有钱，多好的事情啊！我们当然希望土地集约化，因为这样一来的话，那些愿意种地的，会种地的高手就可以多种一些地，而那些不愿意种地或者种不好地的人就可以把地给别人种，这样自己也可以腾出手来做点别的事情，可以有别的收入来改善生活，这样不是两全齐美么？”孔大爷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据介绍，“宅基地换房”后，耕地没有减少，土地承包关系没有改变，农民可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此外，华明街道依托邻近的空港物流加工区和具有自身传统特色的运输物流服务区，通过合理规划，预留出了发展空间，增加了农民就业机会，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当地政府还从社会保障入手，多渠道解决还迁村民的就业问题，通过增加农民的“薪金”、“养老金”、“租金”、“股金”，使农民真正安居、乐业、有保障。政府将土地增值收益用于还迁农民的社会保险，还迁农民达到规定的年龄（男60周岁、女55周岁），可以享受到每月400至500元不等的社会保障金。据天津市统计局城调队调查统计，还迁农民满意度达到了95.3%。

　　天津市委副秘书长兼财经办主任吴敬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天津“宅基地换房”示范镇的建设始终秉承科学发展，始终坚持“为民”和“创新”。

　　天津示范小城镇建设得到了天津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黄兴国市长先后60余次亲临华明镇指导工作；市委、市政府下发的《关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意见》提出，推广示范小城镇建设试点的经验，按照统一规划、政策引导、尊重群众、市场运作的原则，采取以宅基地换房等多种形式，分层次地稳步推进，引导农民向新城、中心镇、一般镇和中心村集中。

　　按照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今后全市要建设11个新城、30个中心镇、70个一般镇。

　　甘肃：“鸡肋”土地亟待激活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刘江/甘肃报道

　　“二亩良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曾经被喻为农民的一种理想生活。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在西部大省甘肃，这个“理想”正在逐渐失去人心。

　　据记者调查发现，现在在甘肃的一些地区，曾经被“热恋”的土地也饱受“冷落”，随着农村大量农民的涌入城市，有的土地被无偿或收取少量的粮食出租给别人耕种，有的土地甚至已被荒置。

　　种还是不种？每至秋收忙完后，这个问题刘成都会仔细的盘算一遍。

　　但刘成也只是盘算一下，每年土地照种不误。刘成的举动每每会遭到好心邻里的劝阻，“你种地划不来吧！”

　　其实刘成也认为“划不来”，但对土地的感情使得他难以舍弃，2000年后，刘成就在甘肃省天水市务工，主要承接一些房屋拆迁和搬家之类的活计，每月收入在千元以上。农忙时节，他才回家照看庄稼。家中主要的开销基本依靠在市里的劳务收入为主。

　　在刘成所在的天水市秦州区汪川镇闫集村，土地在人们的生活中的比重已逐渐缩小。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热火朝天的开荒、一门心思的种地不同，现在更多人开始离开土地，在外务工赚钱。“以前看谁种地是能手，现在看谁赚钱是能手。”更多的村民认为，想赚钱就得离开土地。其实，在甘肃的大部分地区，劳务产业已是当地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然而，对世代耕种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在他们质朴的道德观念里，“弃地而去”是一种“罪过”，离开土地的农民也不愿让自己的土地荒弃。按以往的惯例，把地让别人耕种可换取一定的粮食，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闲地越来越多，这显然已不可取。把地让别人无偿耕种的人已为数不少，于是也出现了一些大量无偿种别人的地的人，刘军便是其中一位。他告诉记者，他今年多种了近10亩土地。“年龄大了出不去，要不才不种哩。”

　　与种地相比，农村人更愿意外出打工，在这种潮流之下，土地让给别人耕种者显得更有能力。当记者问及刘军种地的收益时，刘军含糊地告诉记者，多种的10亩地也就能收入2000元左右。

　　“反正税费取消了，能多收入一点算一点。”虽然今年多种了10亩地，刘军还是认为这是“无奈之举”。刘军表示“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也不会种地。”

　　受自然条件限制，西北部分地区，长期以来土地收益很低。面对贫瘠的土地，农民“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离开土地进城打工，显然收益比种地高出很多。

　　甘肃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有关数据表明，2007年甘肃省劳务输转规模达到587.16万人次，劳务收入达到200.11亿元。其实，在2000年之后，西部部分地区政府和农民就已开始倾心劳务产业，随着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土地逐渐已不再是西部农民唯一的“重心”。

　　从“热恋”到“遗弃”，土地到底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汪川镇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认为，农民种地困难太多，而相关配套服务薄弱，不少地方都存在着机耕、排灌、技术等方面的困难，再加上各级服务不规范，一家一户难以形成有效的耕种方式，使农民种地困难更大。

　　长期以来，农民习惯了过去的耕作模式，虽然近两年来，国家大力号召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但农民对“该种什么，种什么赚钱”依然心中没底，特别是对近两年来部分农副产品积压现象产生了畏惧感，不少农民开始担心种田风险太大。

　　同时，在甘肃省部分县市农村，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使村庄出现了“空心化”和农民老龄化的现象。他们走后，留在家中的老人便成为了农业生产的主角，因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农业比较效益低——种田没有积极性——土地粗放经营——土地抛荒——比较效益更低”，土地粗放经营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由于农村留守老人文化水平低，思想保守，没有技术，普遍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和结构效益意识，他们所种的农作物市场价格低，除了生产成本所剩无几，自然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另外由于留守老人年老体弱，既要管孩子，又要管生产，种田只能以化肥为主，因此又导致了“土壤板结——地力下降——化肥需求成癖”的现象。

　　如何改变现实，激活已日渐沉寂的土地？

　　2008年8月，甘肃省首家农村土地流转合作社——宁县民生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省农牧厅有关人士对记者表示，目前甘肃省土地流转有转让、转包、租赁等形式，宁县农民以具有法人资格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了土地流转市场，引导土地流转生金，将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转变为现代农业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经营，是土地流转方式的有益探索。

　　宁县民生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后，就被各界寄予厚望。“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通过土地流转，将一些农地交给种植能手或者企业经营，不仅避免了资源浪费，还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可以通过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培育新的支柱产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兰州市农办主任李向军对媒体表示，土地流转的基础是公平自愿，旨在通过经济组织、能人带动并培育产业，旨在助推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只有土地流转更加合理、合法化以后，一些大户、组织、企业才能长期租赁（或其他方式），才敢于大量投入，带动产业发展。土地流转合理合法化以后，还有利于招商引资，有利于永久性产业的培育。同时，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将更加合理、合法，而此举将进一步激活农村经济体制，更有助于农民增收。”

　　广东：土地流转早已“市场化”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邹锡兰 ★许社功/广东报道

　　三十年来，得益于改革开放之风，广东经济迅猛发展，国内外企业争相在珠三角投资办厂，珠三角的土地需求空前火爆，村集体和农民也开始谋求土地的“新价值”。

　　据记者调查了解，1990年以来,珠三角有些地方的农民就已经将土地出租给他人创办企业。当时的模式是：由村里成立的集体经济组织出面申请用地办企业,在得到地方政府的合法许可后,集体经济组织再与用地方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转让合同。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罗必良教授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早在2001年，广东农村的土地流转发生面积就已经达到255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7.93%，涉及农户105.0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22%。

　　但这种自发的土地流转行为因为没有法制层面上的保护, 很容易导致纠纷。广东省政府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出台新政策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

　　2005年10月1日起,广东在全国率先在全省范围出台《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草案)》,规定广东省农民手中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与国有建设用地一样,按“同地、同价、同权”的原则,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进行交易。

　　这意味着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进入了市场化的阶段，开创了全国农村土地政策的先河。

　　在新政策引导下，广东土地流转走上快车道。据广东农业厅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12月底，广东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422万亩（比2003年增加约100万亩），占农村家庭承包面积的14.4%。其中，农户自发流转的面积146万亩，占34.6%；经农户同意并委托集体统一流转面积276万亩，占65.4%；土地流转涉及农户202万户，占家庭承包户的18.2%。

　　目前，广东农村土地流转涵盖了土地入股、出租、转包、转让及互换等基本形式。其中，土地入股占据最大比例，流转面积为151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35.9%；而出租则成为土地流转中比较常见的形式，占流转总面积的29.5%。

　　目前，在广东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城市佛山、中山等地的一些村庄,土地流转获得的收益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在珠三角城市佛山，以土地入股组建股份合作组织成为土地流转形式的蓝本。目前佛山全市除了高明区外的四区全部已经完成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已建立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达到2957个，设置股权750万份，其中土地股份数609万份，入股土地面积102万亩，土地入股面积占土地流转面积的97.73%。 佛山市农业局有关人士表示，2007年该市农村人均股份分红1528元。

　　在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仙涌村，一座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村公园显示出这里的富足。村民朱阿伯告诉记者，作为传统的鱼米之乡，仙涌村在上世纪90年代就不种稻谷了，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和花卉，一些村民把土地租给别人经营花卉农场，村委也盖了些厂房出租。现在，仙涌村家家盖起了楼房，60%的家庭买了汽车。

　　在中山市板芙镇里溪村村民眼里，国家新出台的土地流转政策“并不新鲜”，因为里溪村早已进行了这种尝试。

　　在里溪村第一村民小组，组长蔡少安介绍,该组目前共有330名成员,70%的成员都有房子出租,单是这一项每月就有约2000元的收入。如果家里还有两个劳动力外出打工,每人月薪1000元,则一个家庭每月就有近4000元的收入。此外,全组还有一家“村集体生产队工厂”,如今外租给一家台资灯饰厂,租金每年约为34万元,每人每年能分1000余元,等于其他靠出租耕地来分红的小组成员收入的两倍有余。

　　另外，当地政府征用该小组的土地，也为村民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1992年,板芙镇政府看中了第一小组临近马路的一带土地,首期用6000元/亩的费用向该小组征用了180亩土地,用于招商引资。第二期又征用了150亩,费用提高到21000元/亩。

　　与珠三角中心区佛山、中山等地不同，在粤北山区的连山县，土地流转是另外一个样子。近年来，该县一些农民进行土地流转、改种经济效益好的农作物,以实现土地增值；一些因土地流转带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得以出外务工寻找赚钱机会。

　　连山县农民胡彩胜今年种机稻赚了7万块钱，成为当地农民的羡慕对象。胡彩胜是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石头塘村民，外出当过兵、做过保安。随着这几年中央的三农政策越来越好, 他回到家乡重新搞农业。

　　去年,胡彩胜回家租了10亩地,加上自己的两亩地,种起了有机稻。尝到了甜头后，今年胡彩胜决定增加种植面积，今年初他和村子签订了租赁210亩地的合同,每亩每年租金100元,一签5年。如今收割已完成,210亩地为他带来7万多元的增收,这在当地是笔不小的数目。

　　随着土地流转的加快、土地增值的实现,村民的生活也慢慢改变了。石头塘村副村长虞天普介绍,村子共有780多人,土地出租300亩,今年有30多人在外打工,100多人在外做小生意,建起水泥楼房的农户增加到了70%。

　　在粤北地区的英德市，土地流转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据该市农业局统计,该市培育丰产林的土地流转面积从2006年开始以每年超过10万亩的速度递增,今年更增加了12万亩；水果种植面积也以每年2—3万亩的速度增加。英德市土地流转中的“非粮化”趋势日益明显,茶、桑、笋、果、丰产林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逐渐成为主流,有些原本种粮食的土地也被用于发展养殖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

　　在英德市黄花镇白石前村白石前村，450亩耕地流转了300亩,其中租给外地商人种马蹄笋200亩；出租给专业户种桑、种甘蔗100亩。许多农民连分到的粮油自给地也愿意出租经营,不但可收租金,又做临时工,加上每户均解放2名劳动力外出打工或到珠三角种菜,该村户均年纯收入可达两三万元。全村126户人家已有121户住上新楼。

　　(记者 马玉忠 王吉平 王勇 刘江 刘科研 邹锡兰/黑龙江、天津、河南、甘肃、安徽、广东报道 《 中国经济周刊 》)